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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读圣经的理由  

2007-03-26 22:35:31|  分类: 十字架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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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读圣经的理由 - 惠然而来 - qihuiran的个人主页

几十年所受的正统教育,把《圣经》列为异己,规定的信仰也不允许你旁及它类,除了学会单色看世界外,只剩下孤陋寡闻了。

两年前当所在国企不能维继,深感并非一两个企业个例,而是一种体制性变革的必然。生活面临新的抉择,一种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之后,穿上跑鞋去寻找新的生活奶酪,需要进行自我心态调整的心境下,在临近复活节的一个礼拜,被媳妇拉进了基督教堂,动因是既有新奇又想从中寻找某种解答。

未曾想走进教堂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对这种虔诚的宗教氛围并不陌生,似乎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圣经/红宝书(每个中国人曾必备一册);唱赞美诗/唱主席语录歌;读一段圣经,讲体会和感悟/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讲用;向上帝忏悔 /在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这是当年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天必须遵守的生存和生活的准则,是那个年代每个中国人都经历的。所不同的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敬畏人,一个是在信仰自由下的自愿聚合,一个是信仰专制下人的盲从或臣服。

当我得知《圣经》这本书,集不同时代的40多位作者,从公元前约1500年起笔到公元70年最终成书,跨越了近1600年的时空,应该是世界上写作时间最长的一本书。从成书伊始到近2000年后的今天,《圣经》在主题和中心思想始终如一,并没有因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和科学的发展而做过任何修改订正,至今仍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被翻译语种最多,发行区域几乎覆盖整个人类世界,今天,占世界人口 1/3的20亿人仍在读着这本书。这种对人类的持续影响力,而且始终能够贯穿和影响社会各个层面而占有一席之地,能够诠释的动因只能来自人类的本身——因现实的认同而得以传承。

一本厚厚的《圣经》,根据开度大小的不同售价在6-15元之间,与现实社会书价相比,便宜得出奇,应该是大发行量下的盈亏平衡点作价,包括因信仰的募捐在成本核算中的替代,这样的出版商在现实的中国已是非常罕见。这种大发行量的购买力不会来自那种享受下个文件,用公款集体订购,一本一本下发,随后需立马跟一条广大群众踊跃求购的新闻待遇,而应该是实实在在来自人们对精神的索求或者探讨,当然其中也包括宗教的色彩成份。

曾经看过这样两条报道:在文革十年,用国家财政支出,“红宝书”印刷量达50亿册。去年在纽约收藏品市场,1964年总政版的“红宝书”拍卖价达到4位美元数,作为收藏品的价码,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因为上面有林副统帅的“读..的书,听..的话,做..的好战士”的题词随政治的变迁而绝版;二是因已成为历史而现世难寻。

历史是公正的,因为随时间的推移,它最终不是由权力诠释而是客观的证实。在历史的长河中,事件影响的短暂或久远是由其历史的价值所决定,这也应该是历史公正的体现,就《圣经》本身的历史和现实,做为两千年的文化而非文化遗产,要探究其现实存在的不朽原因,应该读读这本书。

曾把宗教与迷信愚昧等同,与科学对立。当深入其境我们却要回答这样一个公认事实:

据盖洛普统计:在近三个世纪以来300位对人类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中,只有20位不信仰上帝,38位无法调查,242位是明确的。

另有一个以同样的300年对300位历史最有影响的人物的统计,有92%的人接受的是《圣经》文化。如牛顿、伏特、欧姆、爱迪生、伦琴、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林肯、培根、孙中山、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达芬奇、贝多芬。

2006年6月29日《人民政协报》有一篇《诺贝尔奖得主信仰校考》记载:在639位获奖者中,96.7%的获奖者有宗教信仰,其中相信耶稣基督的有596人之多。

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20个最发达的国家中,有17个落在这一文化传承的国度里,是曾经被我们预言为垂死的、腐朽的、没落的一种社会制度。最近中央电视台有一部"大国的崛起",当你粗读《圣经》后再看这部片子,从中对社会的发展可以得到一种领悟。

拿破仑有过一段概括的论述:基督在本质上是奥秘的,我并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满足人心。拒绝他,世界就成了一个费解的迷;相信他,人类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圆满的答案。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与我都建立过大帝国,但我们靠的是什么呢?靠武力。但耶稣以爱建立他的国度,光是在这一时刻,世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愿为他抛头颅、洒热血。我曾对文革年代当红卫兵冲击教堂,对修女进行体罚和批斗的时候,修女们所表露的平静面对暴力而保持一种冷漠的微笑感到不可理喻,现在似乎从中找到答案,这是一种信仰的支撑。这种信仰是来自宗教的还是来自人性,读读《圣经》,可能就有不同的理解。

读《圣经》的最大心理拒绝障碍来自对它非科学的定论,根基在于上帝的创世说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对立。上帝创世说与宇宙爆炸说,进化论与DNA基因,自己没有更深的知识去理解论证,但生物进化论从水生物向陆生物进化目前还存在考古的断代。我国科学家侯先光在云南省澄江县发现,远在五亿三千万年之前的石层中有复杂动物之后,获中科院特级奖的陈均远教授等证实:当时确有一个“动物大爆炸”的现象。因为在动物界中所有不同体形构造,属于“门”一级的动物同时、一次性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出现,完全没有渐进的痕迹,从此以后也没有再出现新的“门”,科学的进化论也受到来自科学自身发展的挑战和再探讨。也出现了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只是特例,而生物界各成员彼此合作,相依共存才是通例的考证结论,似乎也在引申旁证阶级斗争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学之分。

现代人类起源的探讨,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分歧,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论,土生土长的猿人繁衍和进化出土生土长的不同人类群体,北京猿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从基因DNA的研究中发现人类的起源来自非洲,一个“夏娃”和后来的迁移、繁衍过程。语言学家也提供了这一过程人类不同语言发展研究的旁证。

其实《圣经》并不是用来探讨和推进科学的,那是由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们来推动的,《圣经》也不是用来解释政治的,但是从2000年的社会发展中我们看到它对人类的影响和形成的人文价值观对社会制度的一种驾驭。

文艺复兴前的中世纪欧洲被教会所控制,是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日心”学说与“地心”学说的科学争论因政教合一的神权(在这里应该是人对人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而非圣经里神的权力概念)统治,相对正确的科学理论被阻碍了近300年并留下血的记录,似乎成为基督教义不符科学难以磨灭的证明,当我们追溯其源却并非这个简单的推理结论。

地心学说的代表是克罗狄斯·托勒密(公元90年-168年),一个出生于埃及的希腊学者(应该是当时的科学家)。他在亚里士多德地心说的基础上利用前人积累和他自己长期观测得到的数据,写成的《天文学大成》成为地心学说的代表作。托勒密的“地心”宇宙结构学说认为: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上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他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日月行星除作上述轨道运行外,还与众恒星一起,每天绕地球转动一周。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数学图景,用几种圆周轨道不同的组合预言了行星的运动位置,与当时人们实际观察相差很小,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当时人站在地球上观测到的天体视动,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而被人们广为信奉达1300年。

托勒密本人声称他的体系并不具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是一个计算天体位置的数学方案。《圣经》成书也早于托勒密“地心说”一百多年,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随着天文观测的精确度渐渐提高,人们逐渐发现了地心学说的破绽。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发现要用托勒密所提出的均轮和本轮的理论来解释天体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托勒密能对火星、金星和水星等等的轨道分别给出了合理的描述,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模型中,那么它们的尺度和周期将发生极大的冲突。需要一种更科学的天体系统来解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哥白尼的地动学说应运而生。

1515年,哥白尼为阐述自己关于天体运动学说的基本思想撰写了一篇题为《浅说》的论文,他认为在天体运动中:地球只是引力中心和月球轨道的中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在空中看到的太阳运动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它本身运动产生的,而是地球运动引起的。地球带着大气层,象其他行星一样所有天体围绕太阳旋转,宇宙的中心在太阳附近。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哥白尼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收集了大批资料,终于在1533年完成了《天体运行论》这部巨著的初稿,成为完整的“日心”天体理论。

从“地心学说”到“日心学说”原本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探索过程的进步,直至今日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仍然没有终止,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它没有边界,没有形状,因而也就没有中心。

在托勒密死后一千多年,由于“地心学说”被当时的教会认为与《圣经》中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说法一致,作为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工具加以利用以禁锢社会思想,进行洗脑式的宣传。在人为因素情况下地心说逐渐成为阻碍科学进步,人类文明发展的羁绊。

由于哥白尼的学说触犯了教会的统治思想,他的著作曾被列为禁书。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使人类获得了对宇宙更好的解释和观察的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日心说”,它使得人们摆脱中世纪教会的精神束缚有了更科学的武器,而伽利略本人却被监禁9年。为了坚持这一学说,天文学家布鲁诺被罗马教皇烧死在鲜花广场。直到1882年,罗马教皇才认定哥白尼学说的正确。这种认定并不需要更改《圣经》,因为它来自人对圣经的解释而并非来自圣经本身。这也正是《圣经》的奥妙之处,历经2000年的社会沧桑变革,仍然被人们用来诠释现实和遵循。

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应该把《圣经》本身与教会相区别,因为后者是社会人组成的,当信仰由少数人用权力专制来诠释和禁锢社会思想的时候往往是扭曲的,甚至反动。就如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人类历史实践,曾经出现了十几个以消灭私有制为革命对象的公有制政体国家,也出现了列宁、斯大林、铁托、毛泽东、波尔布特等一批革命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民主柬埔寨,一个仅700万人口的国家近200万人在3年的时间内从肉体上被彻底革命掉的血腥统治,在《资本论》里是找不到波尔布特式的施暴根据的。

现在的基督教义是这样解释《圣经》与人的关系的:是人受到神的启示而写下《圣经》这本书的,40多位作者,历经1600年的不同社会背景,却前呼后应如同一气呵成。因此被视为代表着神的意志,做为信仰要求人们领悟、遵循和约束自己。《圣经》经历近2000年而不衰,作为远古和现实的这种连贯融合是什么?

信仰存在的载体是社会人的意识认同,一种信仰只有在一代一代人的认同下才有可能随社会的发展而传承。对此,我总想找到这个答案。

每当走进教堂,讲台上的主讲人,可能是神职人员,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信徒,先从《圣经》中摘取几段领读做为立论,然后宣讲自己的理解和见证。从中你可能获得共鸣和认同,也可能因为听得枯燥或产生疑异,如同聆听学校不同老师的讲课,因人而异。你可以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聆听,因为在这里唯一的准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圣经》本身中去自己领悟上帝,它排除了人对人的绝对权威,因为权威只能来自“神”。正因为如此,在《圣经》传世的近2000年,从中产生了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众多教派。其实这些都是人类信仰的不同集合体,在这种《圣经》与人的关系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当信仰由少数人诠释并用来统治多数人的时候,就是对多数人的强权和禁锢,也就有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黑暗统治。在人的主观上"神"是做为人的信仰而存在,在物化的世界里,只有相当基数的人形成共识,才能成为人类的一种主流信仰而存在,其实就是多数人的共识来代表神的意志,而《圣经》是这种共识的来源。这大概就是美国新当选总统为什么要面对国民,手持《圣经》就职起誓的寓意了。

我去过的宗教场所不少,多为佛教胜地,有四大佛教圣地中的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比较著名的寺庙有杭州的灵隐寺/登封少林寺/洛阳的白马寺;供奉的佛像最大的三大寺庙:北京雍和宫(木雕)/正定的隆兴寺(铁铸)/蓟县独乐寺(泥塑)。第一次进基督教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次随单位的党委书记出差到南京,晚饭后到街上散步,路过青年基督教堂,老书记说:你们进去看看吧。不知什么原因,一走进去就被里面的虔诚氛围所约束,自觉地低头弯腰寻找座位,生怕影响和干扰了这种氛围,周围多是年轻人,表露出一种神圣的虔诚,在当时我是不能理愈的。老书记大概顾及身份的缘故没有进去,在外面等待着。其实在我所认识的书记们中,他是我比较敬重的,这种敬重来自极左年代主持会议或做报告时的他与实际生活中对他了解的反差:务实和不刻板。八十年代末,正是东欧巨变与苏联尚未解体,我们的舆论正以“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来评断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之即,我与他去绵阳参加一个会议。在火车的同一个包厢里,有一位老先生,我看他用的搪瓷缸子上印着"中央党校"的字样,于是有了以下的一段对话:

“您是中央党校的”/“对”/“教什么课”/“政治经济学”/“我们在大学学政治经济学时对帝国主义的结论是:垂死的、腐朽的、没落的,好像揣一脚就散摊了,不知道现在是怎么讲的”/“那是教大学生的,我们是教省级干部学习班的,讨论现实问题”/“现在东欧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当时我们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我们愿意看到他们失败,以此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但是东欧国家有可能成功,到那时,许多人就要反思我们自己国家了”/“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最担心也是最现实的”,这时一直在看报纸的书记竟然插进一句:“我看只有搞私有制”(现在已以股份制的形式将其包容),在当时这可是一句有违D宗旨的禁言。我感到惊骇,因为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约束,内心的封闭与外在的表露的悖逆是人正常的生活方式,以求自身的平安或求仕途的升迁,书记的直白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对私有制的这一立论与当时所探讨的问题的内在关联,我也没有更深的理解,我以玩笑的口吻说:我都不敢这么说,你当书记的都敢说呀。当15年后我再次走进教堂后回想,当年他主动提议让我们进教堂看看,也许是感到我们当着他的面进教堂有顾虑而做的一种表态,也许以他的经历对基督教的了解所持的一种非排斥态度的所为。可惜当时我只有猎奇的心态而没有真正的进入。

做为曾经受过的教育和思维定势,很难以虔诚的心态去读《圣经》,确时时能够产生一种共鸣。 第一次翻看《圣经》,引出的第一个与现实碰撞而感慨如此精辟的竟然是圣经里记载的干部选拔标准。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记载:在3250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留居430年后,因在埃及地兴旺而受到埃及王施苛政迫害,其中令埃及国民杀死一切刚出生的以色列男婴达到迫害的最高峰。受上帝的启示,差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返回迦南之地(现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其间在西奈流浪40年,大概从那时起便留下了以色列人“因为不屈服于奴役,所以选择了流浪”而分布世界各地的民族特点。这一过程比较知名的记载是摩西十戒。摩西带领他的族人在西奈山下祈祷,请求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指一条道路。一只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在西奈山的峭壁上刻出十条戒律,告诫众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人、神契约,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二部成文律法。

在细读“出埃及记”时,有“选立百姓的官长”一节。由于摩西要带领当时约60万的以色列民返回迦南,要一人管理全部的事务,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众多的百姓在摩西身边左右,等待向其求问神的律例和法度以束缚自己。看到这种情景,摩西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很疲惫,因为这件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在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来,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回归他们的住处。”

 “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就是其百姓官长的选择标准。标准如此简洁又是如此的精辟和高度的概括,仍能给人一种现实的意义。

要管理(或者说统治)一个社会,必须要通过一个管理层次来实施。也就有了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干部构建管理层的问题。“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易于理解,关键是社会的选拔制度和对标准的诠释,法制的社会法治的标准,人治的社会人治的标准,专制的社会就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标准。今天的监察局、纪委不就是对贪不义之财的官员的约束,补拣选制度的一种疏漏。唯有“敬畏神”涉及信仰,如何理解?

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构成,摩西的时代还是旧约时代,这个“约”按其描述,就是神与以色列民的约定,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神与人签订的合同,这种“人神契约”的关系不是以求神拜佛求保佑来理解。有人说它体现的是平等的“人神契约”精神:谁要毁约,谁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同时它也使人有了“神不佑我,我即弃之”的权利。因此它没有以人为左右的偶像崇拜。体现上帝与人约定的就是这本圣经。所谓敬畏神,就是人要接受圣经所阐述要义的约束,实际上也就致于民众的监督之下了。对平民百姓来讲,自己头上的管理者能做到这三点真是足够了。而这种“人神契约”的精神发展出了后来的西方法律的基本要素,对西方司法程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角度说,美国的历史就是从1620年102个为寻找宗教自由的英国清教徒在“五月花号”即将登陆美洲大陆前基于就一个未来的社会里的公民可以自由结合并经被管理者同意通过制定对大家都能受到约束和公益的法律依法而治来管理自己的思想而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开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均在契约中约束和规范,其实这正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

当你开读《圣经》后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有许多是来源于《圣经》的诠释。

十字架是耶稣年代罗马帝国惩治死罪的残酷刑具,由于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以死担当起人类的原罪,以乞世人换取新生的教义,今天“红十字”成为全世界医护救人的共同符号,与拯救同语。

我对橄榄枝的最早印象应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舆论漫画:一个USA士兵的形象人物,一手持武器军火,一手高举橄榄枝,成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假和平的代言物。

其实它的缘由来自一段历史和圣经文化的结合:1940年,希特勒法西斯攻占巴黎。毕加索的邻居米什老人的孙子,被法西斯匪徒惨无人道地扔到楼下,惨死街头,孩子所喜爱的一笼鸽子被刺刀全部挑死。悲痛的老人手捧一只鲜血淋漓的鸽子,敲开毕加索的门请求给画只鸽子,以纪念他惨遭杀害的孙子。悲愤的画家挥笔画出了一只飞翔的鸽子,这就是和平鸽的雏形。1950年毕加索为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飞鸽。当时智利诗人聂鲁达把它叫做“和平鸽”,从此鸽子被公认为和平的象征。其实这种人类的公认基础来自《圣经》记载:由于人类违背了上帝创世的初衷,罪恶充满人间,要以洪水灭绝罪恶世人,在此之前,义人诺亚在上帝的指点下,建造方舟,携家人和所需繁衍的物种进入方舟以避洪水的灭顶之灾并开始新的生活。诺亚方舟在洪水上漂流了150天之后,洪水退去,诺亚第一次放出鸽子去探视洪水是否退净,但鸽子没有找到落脚之地又飞回方舟。7天之后他再次放飞鸽子,回来的时候衔回一支鲜绿的橄榄枝,也带回了陆地已经浮出,涤荡罪恶之后的大地新生即将开始的信息。寓意着人类弃恶除旧之后,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期盼。这就是橄榄枝做为联合国的徽标象征物组成的寓意。          

人类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公元新纪元的起始,已成为世界约定俗成的纪年。2006年的圣诞节,来自北大、清华的中国十大名校的十个博士倡议国人抵制对圣诞节的追崇,后有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等人在网上倡议: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倡议国人以黄帝纪年4705年进入2007年,并征集支持者的签名。倡议者忧患于外来文化的蔓延和中国文化的缺位,其实做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应该也不可能脆弱到如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地步。清康熙帝基于对天文学的特有兴趣而热衷于西洋科学并钻研学习,对集当时多种科技于一身的西洋钟表有特殊的喜爱。1692年初,康熙在乾清门把大学士、王公九卿招至御前,以中国的日晷来PK西洋的钟表。在日晷上用笔画出正午时光影应该在的位置,并与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到了正午。正午时分,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时辰钟,与日晷所显示的时间完全吻合。这一实验令在场的王公大臣们对西方科技十分信服。按倡议者忧患的推定,我们是否也该启用日晷,用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酋、申、戍、亥来代替24小时计时? 其实“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关键是传统文化精髓的社会传承环境,可惜的是近半个多世纪,以“革命”对立与传统文化,视其为糟粕,非古厚今,以政治的需要图解历史,在文革中曾达到登峰造极,“批林批孔”成为一代中国人孔孟儒学文化的启蒙。可以说至今我也说不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到底应该宏扬什么,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种必要的社会环境熏陶和教育的接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圣诞”与“春节”应该过哪个节之争,危机来之社会信仰的不能趋同和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真空和缺失。其实“神六飞天”你有必要从中去分解外来技术或国人智慧吗,有中国的宇宙飞船能够遨游太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感谢中央电视台开始以通俗和各叙己见的开放姿态给国人提供了一个“百姓大讲堂”,受节目的影响,也翻开了于丹的“论语心得”。

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社会传承真空的危机感也来自读后的《圣经》。“圣经”中曾预言,也被后来的历史印证。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中是被上帝召唤和眷顾的民族。在2400年前《圣经》旧约中就预言了以色列人的亡国和复国,历史的实际是公元70年以色列被罗马帝国消亡,期间长达近2000年在世界各地漂流。人类学家研究表明,一个民族分散不超过500年,就会被异族同化而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在北京的居庸关,有一块西夏文字的石碑,是当年西夏被征服后,一支西夏军队接收改编驻守此地的记载。同是方块字,水准并不亚于汉字,但今天已经成了天书,除了专家外已经没人能看懂了。但犹太人非但没有被异族同化,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几万人开始汇聚,回归上帝预言之地,四次中东战争奇迹般地与1亿多阿拉伯人进行抗争,建起今天的以色列。不仅仅是对旧约圣经的印证,也是一种文化体现了对一个民族的非同常规的凝聚。因为一种主流文化的传承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取向和社会共识的形态凝聚核心。

自从融进这个人文环境圈,你可以明显感到一种与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差异。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自觉地接受一种来自圣经的内心约束,去做人和处事,无论是贫富还是地位的悬殊,人在这里都是平等的,时时忏悔自己、谦卑和爱成为最起码的起点,在这里任何的狂妄和对他人藐视的表露都是与这里的氛围所不相容的,无论以什么心态进入这个圈子,只要你有心去所求,都会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净化。爱神、爱人,包括你的敌人,但是这种爱的前提又是辨明是非的,有人用中国的古币铜钱造型来比喻教义中做人的原则,内方:要求做人应该方正,外圆:对他人应该是包容。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防范被弱化,相互交流的沟通具有一种会意的信任。一次,一位老太太对教堂的管理人员说:她的钱包不见了,管事只问了一句:确实是在教堂丢的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十分把握地说:你下周来的时候找我。我对这种自信感到惊讶,他说:只要是信徒捡到就肯定会交来的,我刻意的关注了一下,其实是想印证,还真是这样,当天就有人给送了回来。两年前进教堂的时候,我关注了一下参加礼拜人的构成:以中老年人为主,又以女性为多,礼堂的二楼空座很多,现在已被大量的年青人所充实,这种变化首先肯定不是来自宗教,而应该是社会的。我参加过一种家庭聚会形式的礼拜,这是一个著名国际公司驻华外籍高管的家庭,夫妻两人已近退休的年龄,是那种把传“福音”已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的人,每周末在自己的家里都要组织礼拜,每周都能收到他发来的邀请短信和电子邮件,先是免费提供30多人的自助餐,然后是聚会交流,在这里你可以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当然更多的是中国人,以年青人居多,从聚会到成为朋友,只要你愿意打开心扉的话。一位“海归”青年在谈到来参加聚会的原因时说道:因为最近我的生活很乱。言外之意就是来这里梳理自己生活的答案。

这正是我2005年春走进教堂的心境,不过除了乱以外,比这位“海归”先生还多了个“惨”,当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后发现自己却什么也没,过去信以赖存的生存和生活的轨迹当看清将成为泡沫时,对将来的生活也就有了一种莫名的焦虑,希望寻找一种新的群体归属。在这里自己获得了从焦虑到平静地面对现实,逐渐走出对过去患得患失的抱怨,直面现实,把它视为新的生活开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圣经》里上帝对亚当说的一段话,原意是因亚当和夏娃对上帝旨意的违背而对人类的一种惩罚”,两年来,选择了一条釜底抽薪的创业路,在荆棘和蒺藜之中与朋友一起从技术研发开始,搭起了一个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平台,家庭的和睦和对孩子的期望也在收获意外,无论是困境还是坦途,平静面对,把它视为人生的过程而不再追逐眼前的利益,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只要自己努力去做该做的事,其它就托付上帝。处事的准则变得简单,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圣经》里有一句很简单的答复:神所喜悦的,不损害他人的都可以做。做为一个男人,自我感觉曾经有过“辉煌”,当进入人生低谷,直到现在收入水平还低于老婆,感谢上帝,至今没有听到一句责怪和牢骚,共同把健康、快乐和平安视为家庭第一目标,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应有的责任。

有朋友担心:《圣经》看多了,多了平和,少了生活的锐气。我认定这样一个故事来表明人与神的关系:有一个人掉进了河里,岸上的人要救他,他不让,说上帝会救他的。一块木板漂到他跟前,他也拒绝拥抱,最后淹死于河中。到上帝那里他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说:我给了你两次机会你都拒绝,怎能怨我。于是有了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一切要由自己努力,其余的托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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