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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原创 6 )中国的“泰坦尼克”  

2007-04-04 22:55:07|  分类: 往事不如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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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非战争原因导致沉船,死亡千人以上海难记录的:1865年4月29日,美国轮船苏尔泰那号,在密西西比河爆炸,罹难者1450人;1912年4月,英国泰坦尼克号轮船,在北大西洋触冰山沉没,罹难者1517人;1936年10月16日,中国兵舰一艘,在长江沉没,罹难者1200余人;1948年12月3日中国“江亚轮”由上海开往宁波,在长江口发生爆炸,罹难者有姓名可考的共2353人。被列为世界四大海难。“泰坦尼克”因一部将人性在灾难之中的聚焦成功的电影艺术渲染和一段动人心魄,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对“江亚轮”海难却知道的不多。

我是小时候在一本“旧上海的故事”少儿读物中知道的“江亚轮”,未曾想后来竟然有两次机会乘坐这艘中国的“泰坦尼克”。别误会,那次沉船我没赶上,我乘的是打捞修复后的“江亚轮”,否则就不会有60年后的这篇blog了。

第一次乘“江亚轮”是在1966年下半年的“文革”大串连,响应毛主席“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的大中学校学生以革命的名义可以管吃管喝免费坐车随你走遍全中国。当外地的学生往北京跑的时候,也是北京的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造反的扇风点火,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凭一张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用肥皂或着萝卜刻一个大印盖上就可以领到你想去的地方的车船票,这就是当时的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不过当时规定的必须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我当时只是一个“组织”关系还属于小学的学生,只能跟着院里的中学生混着出去“革命”。

大概是毛主席的权威作用,对只要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无人敢干涉,包括父母对子女,跟家里打招呼时竟然没人反对,父亲大概给了20元钱还有几斤全国粮票(别笑话,当时的20元钱相当于工厂学徒工的一个月的工资,其实这一路也用不上),就跟着院里十几个初一的孩子,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浩浩荡荡上路了。第一站直奔武汉,火车异常的拥挤,硬座分上下座,下座挤满人,上座就是坐在靠背上了,行李架成了卧铺,也躺满了人,其拥挤的程度超过40年后农民工春运高峰的返乡。在武汉几个学校囫囵乱串一通后,为了满足坐船的新鲜,我们选择了去上海“造反”。

那天傍晚,我们十几个人早早地到了江汉关码头,坐在长江堤上观望江上来来往往的船,“东方红8号”,因为是江轮,两侧从上到下大都是弦栏式通廊,更显得灯火辉煌,上船后一人一床,四人一屋,出仓门就是弦栏通廊,可观江面景色,比火车舒适的多。也有统仓,就是在底仓里铺上草垫,席地而卧,大多是农民,求个廉价路费,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老实。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花钱,一身绿军装,一个红袖章,用一张某个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找到当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就可管吃、管住、管行走遍中国。介绍信上的红印章用个萝卜或肥皂就可以刻。就这样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一路顺水而下。每到一地从靠岸到离港,停靠一个多小时,可以下船去逛市区。记得第二天早上停靠九江,我们下船到码头附近的小摊吃的早点,服务员见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显得格外的客气。走了多少天到上海记不清了。记得最清的是每个客仓里的痰盂上都印有“江亚轮”三个字。我曾在一本“旧上海的故事”书中看到有关江亚轮被水雷炸沉的记述,就问船员得知,这艘船就是江亚轮打捞上来后修复并改造为江轮的,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而改弦易辙,叫东方红8号。

人的一生可能有不少的巧合,我第一次坐轮船,竟然还坐上了中国的“泰坦尼克”,并且30年后再次重坐。

不知什么缘分,1997年我所在企业召开年度用户座谈会,那年月企业有个比较普遍的风气,每年将经销商召集到旅游景点进行联谊交流、贯彻年度销售方略,签订全年的订货合同,成为许多企业每年一个重要营销活动模式。1997年度的用户座谈会我们采取全国的经销商到武汉集合,包船在船上开,从武汉逆水而上直至鬼城丰都,开了一路的会,经销商们只能老老实实呆在船上开会、讨论、看厂文工团演出、舞会、打麻将。船员感到卖得最快的就是“酒”,一路上货最多的也是酒。然后从丰都开始一路顺水而下游三峡,停靠旅游景点,一站一站地返回武汉,其中还两次换小船分别去了白帝城和岳阳楼。包的这艘船是“江汉51号”,仓内为旅客准备的救生衣上都有“江亚轮”的字样,询问船员得证就是过去的“江亚轮”。文革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长江上的客轮以“东方红”为编号基础,文革后,上海至武汉段管辖的以“江汉”为序,武汉至重庆段管辖的以“江渝”为序。事隔三十年,那写有江亚轮字样的痰盂应该用漏而淘汰了,而救生衣大概没用过一次,依然坚守岗位,我又重坐了一次“江亚轮”。记得当年的结账单是:包船费18万,其中15万由几个配套厂赞助,伙食费7万,这样一次大型活动,大概6天的时间,总共25万,合现在北京25平米的买房钱。

江亚轮原名“兴亚丸”,是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1939年制造的一艘四千吨级的钢壳客货船。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海军接收。国民政府为补偿国营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旋将敌产江亚轮等五艘轮船转拨交通部交由招商局营运。从1946年起行驶于航程仅需12小时的上海至宁波间短程航线。

1948年12月3日下午4时,江亚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起航驶往宁波。6点42分,当船驶经长江出了吴淞口的横沙西南白龙港以东江面时,突然轰地一声巨响,船的右后侧第三舱附近发生了强烈的爆炸,船身随即破裂,机舱间大量进水,船上电灯瞬间熄灭。船尾部急速下沉,仅数分钟即没入水中,船的中部及船头亦慢慢下沉。船长沈达才立即发出了求救信号,并组织自救。最先到达出事地点的是源利号机帆船,随后又有茂利轮、华孚轮、海津轮及帆船多艘相继前来营救。

据《长江航运简史》考证,当时船上共3200多人:2607名买了船票的乘客,191名船员,还有400多名没买票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船员捎带的乘客。救起了900多人,事后打捞上来的1280具尸体中,12岁以下儿童就有233人。罹难者有姓名可考的共2353人,大多是宁波及舟山籍的旅客,比当年震惊世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还多死亡836人,死难人数居世界四大海难之首。

当时的民国政府交通部组织有关专家对沉船原因进行调查。探摸的结果是,船体炸裂处的钢板口是由外向内弯曲的,这就排除了原船所装漂白粉或锅炉爆炸的可能,而江亚轮为何物所炸却不得而知。最后也只认定了两个结论:一是沉船非船上锅炉或漂白粉爆炸所致;二是江亚轮行驶的航线并无错误。此后招商局又先后与日商打捞公司和美商打捞公司进行商洽,拟将江亚轮打捞出水,以验明炸沉真相。然而,由于“时局紧张”,此举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导致江亚轮沉没惨案的外来爆炸物是什么,就成了一个谜。

有人猜测是受鱼雷射击所致。因为鱼雷必须由潜艇、水面舰艇、水鱼雷机发射或投掷,才能击中目标。为了寻找根据,证明自己的猜测合乎情理,持这种观点的人便认为是“追击走私船时,误击江亚轮”……

有传闻是“黑青帮炸蒋经国”, 原因是,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以及“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蒋经国奉父命在上海“打虎”大干了五十几天,得罪了不少人,最后以“改革”失败告终。不久解冻物价,准许百姓持有金银外币。12月初,蒋经国也启程离开了上海。据当年江亚轮高层官员,也是幸存者之一的上海市80岁老人郑守业回忆:“12月2号,蒋经国、蒋莲芳,同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四个人坐江静轮,比我们早一天,去宁波蒋家的祭祀堂。江静轮是江亚轮的姊妹号,都是招商局的大型豪华客轮。每日在上海和宁波码头分别对开。而且,江亚轮的豪华程度,尤胜于江静轮。可见,有人怀疑蒋经国乘坐江亚轮回宁波,从而在其轮船上放爆炸物,也是不无道理的。如果是这样,上海金融界的某些巨子们用金钱收买“黑青帮杀手”,想炸死蒋经国的计划就落了空。

1981年,原国民党招商局副总经理胡时渊在《航海》杂志发表《江亚轮沉没真相》一文:“1949年国民党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徐学禹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席间透露了真相。桂永清说:‘江亚轮是被海军飞机堕弹击沉的。我们得到海州方面部队欲投向共产党的情报,政府电令上海海军急派轰炸机飞往海州侦察,并制止他们投降共军。上海海军奉命后即派海上轰炸机一架,携带五百磅炸弹数枚,前去执行任务。但飞机越过海州,未发现有部队行动,就奉命飞返上海高昌庙基地。不料飞机经过吴淞口上空时,有一枚悬挂的炸弹,因起飞时仓促,没有挂妥,脱钩落下,那炸弹掉在江亚轮右舷水中,被船速引力吸向船旁爆炸。我们深恐脱钩炸弹事泄,海军部将遭受不堪设想的祸害,因此秘而不宣,让你们招商局代人受过了……’”

胡时渊副总经理,掌有招商局实权,在招商局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徐学禹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时,胡时渊完全有可能在场作陪。不过,江亚轮爆炸真相,是否真如桂永清所说,还有待考证。

几十年后有人专程前往上海向研究海运史的上海海运集团的豆功亚先生请教。结果,豆功亚先生认为,江亚轮爆炸的原因,可能是国民党海军飞机蓄意轰炸的结果。因为国民党与招商局之间有一段宿怨。1947年,招商局轮船“海闽”号,拟由福建驶往上海。不料,轮船刚开出闽江口不久,便突然与国民党海军“伏波”号战舰相碰撞。因为“伏波”号战舰很小,再加上“海闽”号在夜晚行驶速度又快,结果把“伏波”号战舰拦腰撞断,该舰迅速下沉,全舰官兵除轮机员一个侥幸生存外,全部遇难。事后,“海闽”号船长被逮捕。但是,招商局竭力保护船长,并暗中指使航海协会、驾驶员协会中的要人组织各轮船船长和船员,进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海闽”号船长。由于招商局是国民党政府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是政府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地方法院迫于压力,便无罪释放“海闽”号船长。关于赔偿和抚恤问题,因招商局置之不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海军之中不少遇难者的同学、同乡和战友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有的就提出要报复招商局,扬言要炮打“海闽”号,为死难弟兄报仇。招商局听到这消息后,急忙派人到船厂,对“海闽”号进行改装修理,并改名为“海辽”号,(改路线航行于上海和辽宁之间。国民党海军不知道,寻找了几次“海闽”号,也没找到,这样,对招商局就更为气愤。时间一长,这种局部仇怨,便演化成一种集体性的宿怨。海军方面寻找不到“海闽”号,便产生了“只要是招商局的船,我就炸,我就报仇”的念头。因此,国民党海军轰炸机奉命返回上海高昌庙基地时,途经吴淞口上空之际,发现了招商局的“江亚轮”,便把一枚500磅的炸弹投了下来,遂酿成此祸。可是,据江亚轮幸存者回忆说,在爆炸之前,他们没有听到飞机的响声。至此,江亚轮爆炸的原因仍是个谜。

那艘“海闽”号即后来的“海辽”号,于1949年9月18日在执行驶往汕头接运国民党军增援舟山的途中起义直奔大连,最近停止流通的1953年版的五分钱人民币上设计的那艘轮船就是“海辽”号

1956年10月,江亚轮被上海打捞工程局打捞出水,从当时残骸看,爆炸裂口的钢板是由外向内翻卷。据此,有关人士便断定爆炸是由外力所致,非鱼雷或水雷莫属。可是,或许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江亚轮爆炸事件上已属于历史问题,或者认为再深究什么爆炸原因,也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并没有去做什么权威性的论证,或留下相应的文字记载。人们忽略了这是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成为历史的遗憾!

打捞出水的江亚轮,经江南造船厂修复后,自1959年2月起航行于上海与武汉之间。2000年6月被转卖给温州拆船个体户吴金龙。当年7月8日,工人在使用风割拆卸船体时,不慎引燃机舱内油污导致大火,船只被烧得面目皆非。该船残骸被全部拆除,并作废钢铁出售,整条船最后仅剩下一只木制舵轮,印证世界最大海难历史的惟一实物标记。海难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代表希望找到并珍藏“江亚轮”遗骸,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吴金龙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将这只木舵送由宁波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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