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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原创 11 )希望的起点  

2007-04-09 13:31:22|  分类: 往事不如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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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希望的起点 - 惠然而来 - qihuiran的个人主页

右三为希望将军赵渭忠,右二为推动希望工程启动的车志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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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人张胜利

大概是1997年金秋十月的一天,当时我任职于集团企业策划部副部长,企业策划部的职能主要是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大纲编制、管理,包括争取国家计划立项,“跑部钱进”;集团经营、技改、综合管理性事务处理,我分管市场和企业形象策划,正在为拖拉机公司从1975年起投产累计第100万台拖拉机下线,也是全国拖拉机产量第一个可炒百万台亮点的制造工厂,正在谋划一次能够在行业内有社会影响的庆祝活动。拖拉机公司铸铁分厂一名女职工走进我的办公室,得知是个摄影爱好者,作品笔名叫柳絮飞,来沟通省摄影家协会想为希望工程筹措一辆农用三轮车。对希望工程的前因后果当时我并不太清楚,只知道是资助失学儿童的一种募捐。自己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希望工程——希望三轮王;失学儿童——农村、农民;从品牌到市场,以“希望”商标注册的农用三轮车做为公司二次创业主推产品结构调整到百万台拖拉机下线,似乎正在构成一个极好的策划创意事件要素,一个“沽名钓誉”活动的可组合。于是迅速安排双方见面,以便对方正式提出赞助要求。来宾是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王建华、希望将军赵渭忠和涞源县政协副主席车志忠,我安排总经理出面。双方没有过多的客套直切主题:“希望工程”资助第一人张胜利在上海读完大专回到涞源,回到东团堡,重上桃木疙瘩,重返他曾走出来的小学校,教与他童年一样的孩子。吃水主要依靠自然降水的水坑积存和山下运来,连下带上挑一次水要三、四个小时,希望有一辆三轮农用车用于山上山下的沟通。很快达成共识:天同集团向希望工程捐赠希望三轮王一辆,安排张胜利进厂进行驾驶培训,此举一是为使用者学会正常的驾驶操作,保证人身安全。二是怕出现意外,为了制造新闻反而引出负面新闻,张胜利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名人,容易聚焦。

张胜利,1976年生,河北涞源东团堡乡桃木疙瘩村人,1989年成为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批学生,被誉为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人。1995年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校,1997年回桃木疙瘩希望小学任教,并任名誉校长。 

车志忠,涞源县政协副主席,50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当年坐火车到保定,然后骑了3天的毛驴到涞源县从事教师职业。扎根于涞源奔波至今。

赵渭忠,1951年入伍,先后任干事、信访办主任、处长、军.委.纪委专职委员,1990年调河北省军区任副政委,军衔少将。在任期间到革命老区涞源调研。看到抗日英雄王二小的家乡赵家井小学,四间校舍两间倒塌,两间成为危房,孩子们夏天在露天读书,冬天在羊圈上课…… ,将军发誓:“一定想法为孩子们盖几间像样的教室”。他捐献了1万元,又多方筹措一笔资金,为赵家井小学盖起了9间校舍。他在河北省老区的多数贫困县搞调查,发现革命老区很多小学校舍跟赵家井小学一样破旧,不少儿童失学。便与老伴步文京商定,退休后把余热全部献给“希望工程”。

1993年2月,赵渭忠正式退休。当天,他带着3000元钱来到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那里的负责人讲:“我是来参加‘希望工程’的,一不占你们的编制,二不占你们的位子,三不坐你们的车子,四不住你们的房子,五不领你们的票子,只为救助那些贫穷失学的孩子。这3000元算是我的报名费。”基金会的同志被感动了,破例接纳了这位“希望工程”的义务兵。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把家从北京搬到了石家庄。  

赞皇县大家峪小学当初只有两间危房,赵渭忠捐款5000元,并联系社会捐款,盖起了4间明亮的新教室。

阜平县城南庄,赵渭忠从河北省军区募捐15万元,“八一希望小学”落成。自己捐款3000元,资助10名失学儿童。

涉县当年八路军129师驻地下温村的“八一希望学校”落成,建设资金,一半是由赵渭忠牵线从解放军总政治部募捐。

隆化县的存瑞小学,赵渭忠动员全家和亲戚捐款6万元,还含辛茹苦从全国15个省市募集了一笔资金。

9年沧桑,赵渭忠四处募捐加上自己出资,共盖起了11所希望小学。

9年来,赵渭忠一家三代8口人共捐款24万元,募集社会资金300多万元,资助失学儿童318人。为了那些失学的孩子,赵渭忠自己变得十分清贫。也被社会誉为“希望将军”。

一个偶然的机遇,这三个希望工程的名人带我走进“希望工程”。

因为车志忠的一次考察发现,使中国的希望工程从桃木疙瘩——太行深处一个小山村起步,也使张胜利成为中国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人而成为名人。

1987年秋季,身为涞源县政协副主席的车志忠眼看着临县沿线野三坡、十渡先后成为旅游胜地,他坐不住了,他想开发本县的旅游资源。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带着儿子爬上海拔最高的韭菜山。观察远处时,在他的高倍望远镜里出现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儿童,车志忠教师出身,自然关心,他们走到跟前,孩子们围拢过来。听说都在读书,还有一所学校,车志忠很是欣慰。随着他们来到桃木疙瘩村,走进学校,车主席傻眼了:一间桦树皮封顶的破屋,白天挤进13个孩子读书,晚上圈一群羊过夜。老百姓就更穷了,家家户户除了土炕破席水缸,就别无长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车志忠真不敢相信涞源还有这么贫苦的地方,还有这样求学的孩子,他为孩子们留下了第一张照片。

张胜利这天并不在场,他下山打水去了。但车志忠知道他和吕成山是桃木疙瘩有史以来学历最高的学生——小学三年级,屈指算来时年已11,正常的受教育阶段应是临近小学毕业。

张胜利从小就放羊、砍柴和种地,但他更喜欢读书。他知道书里有山里人祖祖辈辈不明白的事,还有另一种生活。可是,沉重的家庭重负压在他的肩上:呆傻的母亲,年迈的奶奶,幼小的三个弟妹,父亲已是胃癌晚期。为了治病,已经举债上千元,还卖了二弟,家里需要挣钱的人手。有一天早上,当张胜利像往常一样,背起书包准备上学时,土炕上的父亲发话了:“别念书了!” 张胜利不答应。他对父亲说:“只要让我念书,干什么都行!”愤怒的父亲抢过书包扔进燃烧的灶膛,张胜利抢出来,背着又上学去了。但他再也不敢把书包背回家,他想读书,弟妹们也想读书,可谁来供养他们呢?他想起了车志忠,就和同学吕成山联名写了一封信:“ 您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我爹他们都不让我上学,因为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可我还想上学,念出书来像您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从没见过山外世界的张胜利以为人们都靠种地谋生。这是1988年春天的事。

为了交学杂费,张胜利收集一家人的头发和指甲,攒起来卖钱,但他的一切努力无济于事,很快就失学了。张胜利拿起布袋讨饭。“也许是父亲的名声好的缘故,我要了五六百斤玉米面。”父亲过世后,母亲改嫁他乡,弟妹们寄养在孤身一人的六叔家。两三千元的债务,压在单薄的张胜利身上。他坐在山坡上放羊,心里期盼着车爷爷的回信。

收到张胜利的信,车志忠彻夜难眠。等他上山,桃木疙瘩小学已经处于停学状态,十三个孩子十一个失学,只剩下村长的两个女儿。写信人张胜利躬身砍柴扛起养家重担,吕成山为别人看管着羊群。

车志忠深受震动,决心发出呼吁,帮助穷孩子们上学。他写了《关于桃木疙瘩村贫困现状及建议》一文,复制了四份,准备散发。有好心人相劝:“宣传阴暗面要打成右派!”后来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他才挺直腰板。在当地,他的呼吁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只好继续向北京求救。也算巧合,他的文章落到正在孕育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团中央手里,于是,一切都改变了。

1989年4月,团中央来了两个人找到车志忠调查贫困地区失学状况,车志忠向来人出示了张胜利写给自己的11封信,被拿走了其中的6封,他拍摄的有关桃木疙瘩的照片也被带走了。7月份,团中央来信,决定用他们的办公经费救助这13名孩子,要求车志中提供名单。

1989年10月17日,桃木疙瘩村第一次有了那么多显赫的客人,3500元救助款送到学校,每个人手里都有了一张红彤彤的《失学救助证》。同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布成立,这样,张胜利和吕成山就成为中国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批失学者。张胜利被誉为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

由于是“第一”,从而使张胜利的经历比希望工程一般受助者更富有戏剧性。

对“第一”的重视,使张胜利在1990年4月18日,从山旮旯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他代表全国失学儿童讲话。这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县城,鞋帮穿了,他用铁丝从外面拧紧,九个脚趾头露在外头。他哪儿也不去,一动不动地呆在一个地方,车志忠问他为何不出去逛逛,回答竟是“我不敢,我怕丢了。”准备带他晋京的官员给他买了一双球鞋,找了一身衣服,到了北京,主持会议的人又把自己儿子的衣服换给他,这样,张胜利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不用讲稿,字字发自内心,赢得满堂喝彩,所有的闪光灯都对着这张小脸咔嚓个不停,发完言,他几乎在转瞬之间成了明星。那么多张热情的脸簇拥过来,习仲勋老人向他请求“你给我留个书法吧? ”老人喃喃地说,国家会让你们上大学的。两天之内,他走遍了北京的主要景点,感受着一个首都几千年的历史,他可能不很明白。但一个山里娃,从此开始真正融进了中国社会。

“第一”的样板效应,也使张胜利从山旮旯走向世界。1996年他被选为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火炬手到了美国。

为了大学梦,小学毕业后,张胜利和吕成山被车志忠安排进一所重点中学。找校长,好话说尽免了两人的学杂费,车志忠每月保证两人30块钱的费用;为了给两人做伴,车志忠又把自己的儿子从县一中挪过来。自己每周骑摩托往返150里接送孩子。尽管如此,两人却仍然难以从贫困的阴影里走出来,每月一百多元的生活费纠缠着他们。平时吃饭白开水泡干粮,周末,两人往返150里山路,步行15个小时,为的是背干粮和自家腌制的咸菜。三年下来整整两万五千里。在初二时,张胜利把家里装粮食的木柜拿出去卖了50元;初三时,又把年久失修的老屋上的瓦片卸下来卖了100元。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张胜利共收到好心人的赠款2000元。但他没能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张胜利去北京打了半年工,挣到二百块钱。1995年春季,在车志忠的努力下,张胜利开始代课,每月的报酬为93元,代了一学期课。秋季,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破格录取,两年要完成三年的课程。刚去倒数第一,后来迅速上升到中上游。一学期下来就戴上了眼镜。学校给他配备了特级教师,开小灶,他也咬紧牙关,拼命往前赶。晚上十一二点,同学们睡得正香,他躲进厕所开始背书;备了手电筒,回来后钻进被窝再看。就这样,他赶上来了,1997年毕业。1997年8月14日,张胜利回到桃木疙瘩任代课教师,随后,乡教委任命张胜利为桃木疙瘩希望小学名誉校长。在记者们的笔下张胜利是这样讲述的:“在小学我就想当老师,初中坚定信念,不相信穷山沟改变不了面貌。”他说, “我不忍心让这儿的孩子再失学,再贫穷下去!那样就太没良心了!”

在张胜利返乡两个月后,也就有了与希望将军和车志忠关于捐赠农用机动三轮车的会晤。这年月请吃已是社交必要应酬,公款吃喝应该是习以为常司徒见惯的事,今天却犯难,已到吃晚饭时间,面对这些为贫困儿童能够接受正常教育而奔波的人和一个将军的身份威慑,按常规例行安排,似乎与今天对希望工程捐助的议题不相吻,关键是这个希望将军与众不同,心态不好揣摩。我们礼节性地挽留,对方客气地谢绝,于是各自回家吃饭。

后面的事情按照目的策划,有步骤地展开:

按照历年产量累计统计,确定第一百万台拖拉机下线的所在日;

确定活动的主题:天同集团第一百万台拖拉机下线,特殊的庆贺形式——希望三轮王捐赠希望工程;

一份为记者准备的新闻背景书面材料,实际上是一份新闻发布者的希望求诉,再加一个红包,这是企业进行新闻炒作的规则形式;

列出一份精心选择的新闻媒体名单,发出邀请,便有记者与你联系,熟悉、交友、让老记们明知你的意图,必须的经济利益回报。日久反复,你的企业就会与社会媒体建立起一种有求有应的对应关系。除省、市电视台、主流报刊外,针对行业、农机、农村的特点安排专业媒体。

期间,车志忠带着张胜利到厂里,安排在招待所食宿,由售后服务人员安排专人陪练操作驾驶。张胜利属于被动型与人接触的类型,话语不多,问什么答什么。也许是朴实,也许是内心不轻易打开。

当第一百万台拖拉机下线的那一天,上午是记者招待会,集团老总、赵渭忠、车志忠、张胜利与记者们见面座谈,这一新颖的庆祝形式使记者们避开了商业新闻炒作之嫌,深入题材挖掘反而情趣盎然。

下午在总装分厂的流水线上,第一百万台拖拉机已经披红带花,在锣鼓鞭炮声和记者们不断闪烁的快门下,董事长和一个职工代表剪下绣球,拖拉机一阵轰鸣,开下装配线。然后转场至办公楼前,一辆崭新的希望三轮王同样披红带花等待着作绣。车志忠代表涞源县政府感谢企业对希望工程的关心,总经理代表集团将三轮王的启动钥匙交给张胜利,在记者的镜头中:张胜利高兴地手把方向盘坐在驾驶位上,前风挡上商标用字“希望”两字闪闪夺目,绝对是一张可炒作的新闻图片。

第二天早上6点,一辆卡车装着希望三轮王,我带着十几个记者乘坐一辆依维克,从石家庄出发奔涞源,也使自己有机会真实感受希望工程。

涞源县城还是很不错的,有宽阔笔直的马路,四-五层居多的楼房,一种新兴的印象。在宾馆的前广场,县政府组织了一个接受捐赠仪式,一个程式化的过程。组织了一个学校的小学生和他们的鼓号队为听众,一个副县长和我代表各自的主体用标准的政治用语讲话,完成了接受仪式。县政府希望能够安排记者们的活动而另有它图,我们则需要事件题材的进一步丰富以开发老记的脑子,寄予妙笔生花。

第二天一早,带着老记们向张胜利的小学校进发,从地图上看,桃木疙瘩位于县城的西北角,距县城100多里、海拔1800米的韭菜山上。公路沿着河床走,两侧则是崇山峻岭,其中有一段路能够显现出军事禁区,估计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年代在山体里挖的战备洞库。听父亲说:北京到原平的铁路是因战备而修,与北京地铁直接接轨,就是说一但进入战时,中南海、人大会堂等高层所在均可通过通道进入地铁,进入山区,进入山西。为了保密,当年京原线所有的客运列车均为夜行车,涞源是其中的一站。

我们的第一个站点,记得好象是叫“将军岭希望小学”,这应该是一所希望工程的样板学校,有三、四趟新砖平房,10平米的图书室里,书架上放满了捐赠的图书。见到的第二所希望小学只有一排砖房,前面的庭院树着的一根旗杆表明这是一所学校,显然是收到捐助的原因,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教室里的桌椅却是用树干直接锯成的板材与砖垒砌而成,在现代工业手段下,这些木材与各种刨花胶合板材相比,其价值应是成倍剧增的,而在这山里,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一种原始状的合理,现代的奢侈。在这里我听明白了什么是复式班,就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时间、同一教室、同一个老师进行教学。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然后布置写作业的同时给另一个年级讲课,上半节可能是上语文,下半节有可能讲算术。一块用俗称马粪纸板涂上墨的黑板,似乎证明着这里的教育仍然很“穷”。

汽车下了柏油公路,在沙石路面上跑了一段后,进入山脚下的一个大村庄,有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一个砖砌的戏台楼子一片土操场,一个供销合作社类型的小商店,民居大部份为黑砖瓦房和山石圈出的院墙,有些房顶支着简易的电视卫星接受天线,不是奢侈,大概是因为普通天线收不到信号,室内多为12寸的黑白电视。这就是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权结构中最末端一级政府——东团堡乡的所在地,乡政府是一个有前后两趟30多米长平房的大院。

乡政府似乎对这事并不热衷,或许是司空见惯,出面的是乡教委主任,对记者们的一些提问泛泛解答,乡政府有一台彩色电视,据说那也是希望工程的捐赠品。一个上年纪的“半”老农似乎有什么事相求于主任,不时地帮着做些琐碎杂事,当炉子上的水开了,就提壶把暖水瓶充满,然后灌满壶,捅捅炉子接着做上水,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过紧的腰身被衣扣紧箍,使最下边的衣扣处至下摆形成“Λ”状,里面的夹袄外翘着,上衣兜别着一支黑色老式粗管钢笔,其它与农民别无二样。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这是一位五十年代回乡的高中毕业生,一直作为民办教师已教学40多年,正为转正的事着急,可国家规定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乡里也难办。

有人指着远处的一座山顶说:桃木疙瘩就在那上头。据说村名得自于清朝末年,张胜利的祖先们为躲避战乱逃荒到这里,见到一棵结着巨大的树瘤子的桃树,就取了这土里土气的村名。桃木疙瘩几乎与世隔绝,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为打水还要走上三、四个小时的山路。

为保证捐赠过程不出意外,我不同意张胜利开三轮上山,花点钱让乡里找了个老手,在这里就用不着讨价还价,老乡开出的价使你感到是一种对贫穷的打劫:10元。就这,好几个人抢着干。

从东团堡乡再往上走,连正规的沙石路也没有了,在记者们的鼓噪下,依维克屈就上路,司机不时地需要跳下车观察路面凸起的石头与汽车底盘通过的可能性,就这样晃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几乎是在干枯的天然河床内行车,路与河床难以区分,看着农用三轮不紧不慢晃晃悠悠的驶过,又转入上山的坡道,使大家臣服:依维克不可能了,继续往前意味着连退的机会也没有了。事至当前,我才切实领悟:希望三轮王对张胜利、对桃木疙瘩意味着什么,感到了捐赠的本质意义。

记者们根据自己的选择进行分流,大部分选择徒步上山,只有几个胆子大的,坐上三轮上山。面对这陡峭的山体和漫漫的山路:在黄山、在泰山、在九华,我有过爬山与极限体耗的体验,同时也得到对自然的一种感受。今天上山看什么?观摩贫困?在大量的新、旧中国对比教育中,对贫困的描述是可以想象的,只是如何理解。兴趣缺乏激情,也就没有体能的亢奋,我选择了退,带着依维克返回最近的一个村子,等待他们下山。

这是一个依在山根下,又要躲避河道可能出现的山洪随坡而起的山村,车无法进村,只能停在村口路边。我们还是进的学校,一趟平房,一间大屋是教室,里外相连的两小间均有半屋子大的火炕,这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寝室,临村几个回不了家的学生也在这里住,笸箩里堆着几个馒头、窝窝头,就着咸菜和开水随时可以开饭。只有桌子上的课本和成叠的作业本提示着这里是学校,天已经黑了,一盏小瓦数的电灯使屋内由黑到暗,如果趴在桌上写作业还不如点蜡有效果。老师是个中年男子,给人一种生活艰辛岁月蹉跎的联想。按教育台阶进化,从这里起点,很难使人信服能够培养出成材的学生,但是没有他们,这里的孩子连启蒙的教育都不会有,谈不上崇高,一种维持生计的选择,构成人与人的社会生存支撑。对面的山上出现向山下移动的灯光,老师说有车下来了,应该是希望三轮王拉着记者们往回走了,因为桃木疙瘩没有别的机动运载车辆。

我们回到县城已是晚上九点了,县委宣传部长还在宾馆等着我们吃饭。县里对捐赠的事只是礼节性的程式,真正感兴趣的是这帮来自省城电视台、报刊媒体的记者,本末倒置,原来我们是借了老记们的光而受到县里的款待。刚刚走出山沟走出贫穷一个多小时,我们就面对着一桌丰盛的筵席,鸡是在山上野生圈养靠吃虫豸生长的柴鸡,鸡蛋是柴鸡下的柴蛋,就是现在城市里被人受崇的土鸡、土鸡蛋,味道比人工饲养的确实要香得多,请宴的主人对此津津乐道地介绍。不知咋的,此时脑海里却是对五十公里开外夜幕下的小山村和生存在那里人们的一种对比联想。宣传部长的目的是锁定记者们明天的行动,通过一些活动安排希望达到宣传涞源的目的。

第二天的主角增加了县旅游局长,不断地抛出涞源的旅游资源、招商引资的话题,给人结论性的印象是涞源的山可与黄山媲美,似乎有人给县里出过“北方小黄山”的开发创意。参观了旧县城区,有一个保存不错的类似北京锺鼓楼的古建筑,盘踞在十字街头。城中的阁院寺由一组寺庙建筑和院落构成,始建于辽(966年),至今1000多年,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土木建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在城南侧边,有一片水域,水面恬静,仔细观察,水中水草丛生,从中到处是一窜窜上冒的水泡,这是涌出的泉水,涌水量达3m3/秒,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泉。拒马河又称涞水,这里就是涞水的源头,也就有了涞源这个地名。

参观了一个红鳟鱼养殖场,鱼苗是当年自喻为朝鲜人民公爹(官方标准用语叫慈父领袖)的金日成送给周恩来的,后分送东北和涞源两个地方。此鱼须低温活水养殖,涞源无酷暑所以又叫凉城,适应红鳟鱼生长,养鱼池为水泥砌成,同时里面又砌成一排排约半米宽的水槽,如同运动场跑道,里面的水是流动的,约一米深,清澈见底,就象马拉松运动员,红鳟鱼密密麻麻相互拥促着向同一方向游动着。当地时价17元/斤,主要供应北京市场。午餐就在养殖场吃的,其中是一道清蒸红鳟,味道果然鲜美。回石家庄后注意到有饭店铺面招贴“红鳟鱼,时价30元/斤”。

三天的忙碌很快结束了,但张胜利给我留下的似乎是一种让名誉所累,迫使改变自己生活轨迹的遗憾和无奈。

“大眼睛姑娘”是一张因希望工程闻名的新闻照片,主人公是当时安徽一个面临失学的贫困女孩,记得图片的主题是:我要上学,随着照片的发表,她也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言人,后来考入安徽大学。

也许是张胜利被誉为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人,需要这样的社会形象,也许是新闻舆论按照当时风行的社会思维定式的诱导,受益于希望工程,张胜利只有回到小山村,才对得起希望工程。后来陆续见到新闻报道:张胜利上海师范毕业前夕,有企业看中张胜利的名气为他提供了留在上海的机会,当时同班的温州女朋友力劝他到温州去,做个管帐的,或者去那里教书,钱自然不会少,他都在徘徊后拒绝。他选择了回到桃木疙瘩教书,“在小学我就想当老师,初中坚定信念,不相信穷山沟改变不了面貌。”他说, “我不忍心让这儿的孩子再失学,再贫穷下去!那样就太没良心了!”张胜利对记者说,谁都可以离开桃木疙瘩,他不能,他明白自己肩上担负着多重的责任,他不能逃避,否则,对不起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也对不起自己的誓言:回乡教书。他有一个理想,那就是“用事业回报好心人”。这里有多少是发至张胜利内心深处的?有多少是记者们妙笔生花的?不好判别。

在涞源的几天,感觉到张胜利并不顺心,车志忠也有许多的无奈。县里并没有给他人民教师的待遇,不在教师编制内,真实的社会身份是代课老师。对在桃木疙瘩是否应继续办学存在争议,县里建议与邻村另一个学校合并,大概有生源和师资合理布局客观考虑。涉及希望工程及其赞助,桃木疙瘩学校似乎与行政管辖有所游离,由张胜利支撑着,如同坚守上甘岭阵地般的神圣,乡教委任命张胜利为桃木疙瘩希望小学名誉校长,一个没有教师职业指标的教师,一个没有在册编制学校的校长。但是,当时张胜利给我最深印象的一段谈及他弟弟的话:他一直在村里放羊,不肯下山,是我逼他出去的。山里山外,张胜利毕竟有过亲身的对比,外面的世界有着更多的希望。张胜利对此很清楚,但自己似乎不能选择,但他知道必须要让他弟弟明白。也许这才是真实的张胜利。

往事匆匆,屈指已10年,第二年的春节,我曾给张胜利寄过一封企业统一印制的贺年明信片,并未收到回音。从媒体和网上的披露中我一直关注着他。           

成名后的张胜利曾收到来自全国上百封的来信,其中不乏姑娘们的求爱,多数前提是希望张胜利能够下山生活。一个辽宁女孩不远千里赶到桃木疙瘩,要与他共结连理,那个卫校毕业的女孩还准备在桃木疙瘩开一个小诊所。张胜利也深爱这个女孩,当他在1998年春节去辽宁姑娘家时,女孩父母冷漠的态度让他尴尬与失望。他带着痛苦返回桃木疙瘩后,女孩随后又跟了来,说父母已做出让步,只要他离开桃木疙瘩到辽宁,工作及结婚事宜一应由父母安排。那一刻,张胜利选择了留在山顶上的那所小学校。直到1998年4月20日一个来自雄县一个叫王亚萍的姑娘上山来找他,她是从电视上“认识”了张胜利。当她长途跋涉来到桃木疙瘩向张胜利一吐芳心时,张胜利却百般推辞不敢接受。王亚萍不解,就让张胜利给她一个理由。张胜利说道:“我给你念一段桃木疙瘩的顺口溜吧:山高路陡道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梳头,地种莜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王亚萍回答道:“无爱的人生多么奢侈也苍白,有爱的人生多么清贫也生动。”每每回忆起王亚萍当初送给他的回答,张胜利便会说他一辈子也念不完妻子的好。 

结婚那天,十里八村的山里乡亲都来了,桃木疙瘩的10户人家家家都摆起了酒宴,比过年还热闹,张胜利大概是这几年村里唯一能把媳妇娶上山的人。

2000年l月9日,王亚萍生下一个5公斤重的女孩,正巧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位摄影记者来访,张胜利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给女儿起名叫“希望”。

桃木疙瘩学校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只有一间教室和两间办公和生活空间,是村里最高和最好的房子。17个孩子,分属三、四两个年级。第一年,他教的学生在全乡统考中名次往后挪了近10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怀疑他的教学能力。他请回自己的小学老师,1989年就开始在桃木疙瘩小学教书的张智,自己教社会和自然两门课。3年过后,他的学生考了全乡第4名。他们不仅要辅导孩子们的学习,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孩子们的费用由希望工程每年2万元的拨款资助着。张智老师的妻子负责孩子们的伙食,张胜利的妻子负责每天下山驮水,因为原来驮水的工人因为发不出工资而离开了。

2001年6月1日,张胜利联系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北京升旗宾馆捐助20万元的升旗希望小学剪彩典礼。张胜利对希望工程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对桃木疙瘩的固守了。作为他的事业,在筹划中他终于面对办学的生源和条件:涞源是河北最为贫困的县之一,东团堡乡是涞源最贫困的乡,桃木疙瘩是这个乡最贫困的村。因为穷,女孩成年都是外嫁,男的长大后很多都难以娶到媳妇,村里只剩一个学龄孩子了。张胜利感悟到:“经济的贫穷和教育的落后往往是孪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难以解脱。桃木疙瘩最缺乏因而最珍贵的就是水,山上的孩子们因为缺水每张小脸都是黑的。吃水要下山去拉,来回十几里路要走三个多小时,而这样的工作是每天都必须做,冬天山下的泉眼冻死了,山上的人只能靠化雪水生活。

当张胜利联系到20万元的捐款建所希望小学时,张胜利决定把距离周围几个村子都差不多远的箭杆河村寺院沟做为新校址,作为中心小学来谋划。新学校落成后根据投资方的意思命名为“北京升旗希望小学”, 不过张胜利仍想哪天再挂一个牌子,写上“原桃木疙瘩希望小学”。现在北京升旗希望小学已有学生75名,教师8名,张胜利被乡里任命为新学校的校长。11月1日,张胜利雇了8辆“三马子”下山,连同他的17名学生和桃木疙瘩希望小学的全部家当搬个精光,连个粉笔头儿都没剩。桃木疙瘩,张胜利曾把它当成自己的摇篮,面对空荡荡的教室,张胜利说他的心当时也是空荡荡的,因为是公众关注的对象,桃木疙瘩对所有的人都会产生不同意义的联想。

新学校的条件要比桃木疙瘩强得多:

150元,这是张胜利——一个小学校长一个月的全部经济收入,这里没有转正的老师都是这个数。

有记者采访学校,他和他的老师都穿着一身崭新的西服,西服是张胜利自己垫640元钱给大伙发的“福利”,他觉得老师们跟着他太苦,总怕哪一天有人嫌苦走喽。“师资上不去学校也就完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张胜利最明白这一点。他还特意指着墙上的奖状告诉来访者自己的学生在会考中考了全乡第四名。

学生冬天取暖的煤需要落实,外界捐助给孩子们的足球、排球、篮球都有,但因为没有修操场,学生们没法玩,一玩球就滚到山下去了。因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张胜利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有记者陪张胜利在了他的办公室里过夜,半夜朦胧地感觉身下冰凉,睁眼一看褥子湿了一多半儿,原来屋子漏雨。赶紧下床穿鞋,地上的雨水足有两寸深,鞋子竟已漂得老远。 醒来的张胜利难为情地说,屋子漏雨一直没修。

王亚萍在寺院村租住的民房里开着小卖部,她说本想靠卖东西养活家,没想到村里穷卖不上钱。有人问:“你真的要在山上生活一辈子吗?”王亚萍和张胜利对视了一眼,说道:“胜利在,我就在。” 王亚萍告诉来访者:只要有记者来访,胜利总是说,爱情的希望已成现实,桃木疙瘩的希望在一步步延伸,爱情在,事业有,他的人生会越来越辉煌的。而张胜利却总说“感觉就是愧对老婆孩子”。

张胜利是乡里公认的能人,其他村子有所有100多个学生的小学四间房子全是危房,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张胜利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联系。在北京跑了几天,到青基会排队,到教育部找人,联系企业,可是一听说不是张胜利在的学校,企业没了兴趣。张胜利有些气馁,不过他说还要坚持。

张胜利虽然担任的是校长,但他既不是民办也不是公办,因为不在编,现在的真实身份至多算一个代课老师,“其实我很喜欢搞教育,想的也很简单,现在有家庭了才知道考虑未来,但是以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张胜利说自己并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只是有一些担心。

张胜利叙说着他被希望工程改变的命运,那个被他逼下山出去闯荡的弟弟最终又回到山里,知识的欠缺可能使他难以融入竞争的社会,娶妻生女,又回到父辈曾经历的生活轨迹,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举债治病,贫困的三口之家靠弟妹一人支撑。与此相比张胜利的命运确实被知识所改变。然而当记者面对张胜利谈起这句著名的口号“知识改变命运”,张胜利显得神情黯淡,“要说改变也改变了,至少知识武装了我,但是真正改变了吗,我不知道。”

张胜利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仍然艰辛坎坷确在日月间渐渐改变。一种心地让他固守也成为他的事业——“我是希望工程救助的,又是从这里出去的,我知道山沟太穷了,原因就在教育,可我走了谁也不会再来”。

张胜利又解释道:“当你把自己的选择权拿出来,当你在义无返顾的情况下抉择未来的时候,那也是一种牺牲,但是真的回想起那时候来我觉得无怨无悔。”

那辆希望三轮王在陆续的报道中没有提到用于运水,大概是人力成本的低廉比柴油的消耗更经济。王亚萍在提及第一次与张胜利见面时描述到: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对张胜利的采访报道。那充满画面的穷困破败让我瞬间十分切近地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我被张胜利的精神感动了,当晚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帮助他的愿望,信刚发出,我又后悔了。冷静下来后,我对张胜利由上海重返大山的举动有些疑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吗?我瞒着母亲上了路,我急于了解事情的真相。到了东团堡时,已是晚上6点。我只好住进当地小店。第二天早上,我一打听,上山雇车15公里的路竟要70元。人们还纷纷说路上的山林里有狼和野猪,单身女孩是绝对不能独自步行上山的。我确实有些怕。再一问,让人抄小路上山捎个信也要30元。我气得几乎想返身往回走。但转念一想,既然来了,怎么也得看个究竟,就算洪洞县里无好人,也得看看张胜利是何等人。我于是掏出30元请人捎信让张胜利下山接我。

张胜利是开着农用机动三轮车从山上下来的,他浑身裹在鼓鼓的皮袄和皮帽子中,只露出戴着眼镜的瘦削的脸,显得很滑稽。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把皮袄脱下来甩给我说,“上车吧!”就径直上了驾驶座。出了东团堡就是崎岖的山路,张胜利的车无座无顶,我死死抓住铁栏杆,身子在左摇右晃中像要被撕裂一样。车越爬越高,我不敢往两边看,更不敢向后看,面对嶙峋的巨石、呼啸的山风、峭立的悬崖,我总觉得车随时都会翻过去。这时,我才理解了在东团堡雇车上山为什么要70元。回到桃木疙瘩,他需要拿出多大勇气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车终于停在桃木疙瘩小学,这时我的手脚已完全僵硬,张胜利几乎是连拖带抱地将我弄下了车。

张胜利告诉我,教学设备都是社会各界捐助的,18名学生来自周围的8个自然村。我掏出300元钱,让张胜利给孩子们买些学习用品,他客气了一下就接受了。但当我提出要在桃木疙瘩做一名志愿教师时,张胜利吃了一惊,连声说不行。他说:“这里根本不是女人生活的地方,桃木疙瘩已经没有40岁以下的女人了。”

我问张胜利,你能坚持,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张胜利又说他不可能给我任何报酬,我笑了,“如果我图钱的话,就不如留在老家卖服装了。我只是要做一名志愿教师,和你一起教孩子们学些东西。”张胜利拗不过我,只好同意我留下来,并提醒我随时可以走。

桃木疙瘩小学共有4间房子,两间用作教室,其余两间是套间,堂屋中间隔开,里边是张胜利的宿舍,外边是他的办公室,剩下一间是张志老师一家的宿舍兼办公室。我一来,张志老师只好和爱人分居,与张胜利挤在一起,我和张志老师的爱人睡在了一盘大炕上。

第二天一早,亚萍还没起床,就听见张胜利已经在给学生做早饭了。待她爬起来想帮他做点什么时,3公里外的箭杆村一名村民气喘吁吁来找张胜利,说箭杆村的一名学生掉进了山沟里,让张胜利马上开车去接这名同学,送乡里医治。可张胜利的三轮车昨天接她已经没油了,他嘱咐亚萍照看学生们,便抓起外衣奔出了学校。这天晚上,夜很深了,满脸满身是泥的张胜利才回学校。亚萍问张胜利咋这么急赶回来?张胜利憨憨地说:“怕你刚来不习惯,有什么事没个照应,连夜从乡里跑回来摔的。”亚萍才知为了救那名学生,张胜利和另一名教师用担架抬着学生到乡医院。面对眼前泥人般的张胜利,亚萍的眼泪再难抑制,那一刻,她心底翻涌着一个念头:嫁给张胜利,和他一起承担艰难,支撑起爱和 张胜利的新校址位于箭杆沟深处的寺院沟村,有记者描述下了公路还有二十多公里的河床路,石头和溪水碾在车轮下,如同坐上了大花轿。随行的向导说,这是张胜利和学生们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我们不禁对张胜利肃然起敬。尽管没有事先联系,但张胜利很肯定地把我们迎进了学校,他说来这里的汽车百分之百是找他的,因为在他来这里之前,除了“三马子”沟里就没有进来过机动车。

 对车志忠,我一直很敬佩,这是一代人的典型,也许是为事业所鼓舞、所献身,也许是因为出身或右派波及,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北京走进涞源,骑着毛驴从城市走进山区,走进贫困和艰辛。从对自己撰写的《关于桃木疙瘩村贫困现状及建议》一文前期的谨慎,看到这代人的经历而对政治的战战兢兢。在涞源贡献了一生,做为特定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需要而成为县政协副主席,但对官场并不热衷,我们在涞源的几天里,他再没有露面,对他的谓称,县里人仍然习惯叫车老师。几年后有一次厂里生产的拖拉机在当地的经销点上被县技术监督局查封,其实自身并没有检测的手段,目的是以质量为由头罚款创收,那几年这种事在各地是司空见惯的。通过与车老师电话联系出面,分文未花而平息事端。

当年车老师用高倍望远镜在寻找涞源的旅游资源,也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启程。2004年,为满足国庆长假旅游客流的需要增开的临时列车时刻表上,10月1日增开“北京南——涞源”旅游列车一趟。涞源,开始用火车往里拉游客了。不管如可,历史的脚步可能有些迟缓,但社会毕竟发展了。

希望工程从1989年10月启动后的十年间,共接受海内外捐款计人民币17.82亿元。救助失学儿童200多万人,建成希望小学6000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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